一九八三年，陳煥生當上國營棉紡廠廠長那天，廠裡🔪了兩頭豬慶賀。 他在臺上發言，感謝了領導，感謝了師傅，感謝了幫他抄檔案的女技術員周敏。 唯獨沒有提我。 臺下有人小聲問："廠長嫂子呢？" 周敏笑盈盈替他擋了話："姜姐身體不好，在家歇著呢。" 在家歇著？ 我凌晨三點起來給他熬的慶功湯，被周敏端走時，她說是自己燉的。 我攢了八年的布票、肉票、工業券，全換成了他上夜校的學費、他應酬的好煙、他送領導的茅臺。 我把縫紉機賣了給他買鋼筆，把腳踏車讓出來給他騎，把手錶當了給他湊出差的路費。 三轉一響，我一樣樣親手攢起來，又一樣樣為他拆碎。 這些，他全忘了。 但我記得清清楚楚。 那天晚上他喝醉了酒回來，襯衣領子上一道口紅印。他連藏都懶得藏。 他說："姜禾，我現在是廠長了，你能不能學著點？別整天灰頭土臉的，出去丟我的人。" 我點了點頭。 第二天一早，我把家裡存摺上的三千二百塊錢全部取出來，揣上戶口本和我媽留給我的玉鐲子，領著六歲的女兒，搭上了南下深圳的火車。 他以為我去走親戚。 他不知道，我懷裡揣著的，是深圳蛇口工業區的招工通知書。 他更不知道，那是他隨手扔掉的——他說，一個女人跑去深圳，讓他臉往哪擱。 那封通知書，我從垃圾桶裡撿起來，藏了整整三個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