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學校做調查工作，順便在食堂吃午飯。 看見一個男同學只打了免費菜湯，就順手給他打了份飯。 旁邊有人小聲說：“那不是那個清北苗子嗎？那個女同學怎麼敢和他說話？” 我還沒多想，一個女老師已經衝過來，一巴掌扇在我臉上： “哪個班的？小狐狸精！敢勾引我兒子！” 男同學慌了，拉著她胳膊喊：“媽！不是你想的那樣！” 女老師甩開他，一把拽住我手腕，“走！找校長去！” 我只好解釋說：“你誤會了，我是教育局的。” 她嗤笑一聲：“教育局的？小小年紀還敢撒謊？走！” 可我只是長了張娃娃臉啊！ 我被拖進校長辦公室時，她還在嚷嚷：“校長！我兒子可是清北苗子！她也敢勾引！這種學生必須退學！” 他轉向我，語氣嚴厲：“你是哪個班的？把你家長電話給我，你被開除了！” 我笑了笑， “我敢給就怕你們不敢打！”

族裡的規矩，男方若想娶某個姑娘要在節上當眾唱定情歌。 程野答應在今年對歌節上選我。 “阿月，等我把銀鐲戴到你手上，你就是我認定的人。” “我不會讓你在寨裡丟臉。” 我把銀飾擦了一遍又一遍，阿奶笑我心急，說整個寨子都知道程野今年的定情歌是唱給我的。 我也是這麼以為。 直到節前一晚，我站在竹樓後，聽見程野對兄弟低聲說： “明天我先把銀鐲給黎星。” “她家裡逼得緊，我先把鐲子給黎星，幫她把這樁婚事擋了。” “至于阿月——” 他頓了頓，語氣很輕。 “她懂事，不會真跟我鬧。回頭哄一哄就好了。” 那天我站在人群裡，看著他把銀鐲戴到另一個女人手上 他以為，我會哭、會鬧，會等他下臺來解釋。 可我一句話都沒說。 只是轉頭接了陸沉舟遞來的銀飾。 這次，我就要當別人的新娘了。

結婚多年，我跟老公處成了兄弟。 他懷疑小三出軌，我陪他去捉姦。 老公有三個情人，按照姓氏筆畫排序，他給她們取名叫： 小白兔（two）。 大白鯊（仨）。 西紅柿（四）。 不得不說，除了不分平翹舌音，老公是有些幽默細菌和英文功底在身上的。 俗話說：男人至死是少年。這句話用在老公身上尤為貼切。 今天公公過生日，他卻沉著臉埋頭在手機上看愛情動作片。 我連翻了十幾個白眼，想提醒他注意分寸，卻沒有得到任何回應。 眼看著公公婆婆的臉色越來越黑，我終于忍無可忍。 一把奪過他的手機，壓低聲音：「你親爹今天七十大壽，什麼樣的動作片非要現在看？」 「快四十歲的人了，能不能注意點場合？」 老公抬起頭，目光犀利，彷彿一隻被激怒的二哈：「這踏馬的是小白兔家的監控！！！」

穿書第二個月，我在街上撿到一個小孩。 她非說我是她媽媽，要我跟她一起回家。 正想把她送去警局，眼前突然出現彈幕。 【嗚嗚嗚女寶太可憐了，一歲的時候媽媽就去世了，幾乎沒感受過母愛。】 【也不怪她認錯，這個路人甲真的和女主長的太像了。】 【豈止是像，簡直一模一樣，就算是男主看了也要被嚇一大跳吧。】 【不是，只有我關注這個路人甲馬上要發財了嗎？上一次撿到女寶並把她送回家的路人，男主直接送了兩套房。】 什麼？！兩套房！? 我立刻停下腳步，彎下腰笑眯眯地問：「寶寶，你家住在哪裡呀？」

我在男友最窮的那年提了分手。 一年後，他功成名就，娶了比我更漂亮更活潑的小白花。 綜藝上，主持人問他，年紀輕輕就把獎項拿了個大滿貫，是否還有遺憾。 他攬著蕭悅的腰： “我想知道，和我分手後，她過得如何？” 主持人一頓： “她過得……很不好。” 裴肆終于露出笑容： “那我就放心了。” “但是秦女士死前留下了一盒錄像帶。” 裴肆笑容凝固。 錄像帶裡，是我從離開他到病逝的日日夜夜。

一睜眼，一張巨無敵帥的臉。 我死了？這是天堂嗎？ 太慘了吧，我只是低血糖暈了就救不活了？ 帥哥大喜：“媽！你醒了！” 我震驚：“你誰啊你？！” 帥哥臉色一黑：“我你兒子。”

三十五歲滑了第五胎後，老公倦了，我也倦了。 不爭不吵的離了婚，沒多久，他就找了個二十出頭的女學生，迫不及待懷了孩子。 搬出豪宅那天，只有他的秘書來幫我。 年輕帥氣的小夥，穿著緊身西褲一遍遍搬著紙箱子。 我想起包裡分到的九位數財產，不知怎的忽然腦抽了下。 問他道：「季秘書，你要不要跟我？」 「每個月我給你五萬。」 話說完又有些後悔，人家讀那麼多書，不是為了搞這個。 沒想到下一秒季嶼舟往前一步。 「好的，姐，我願意。」

你知道和傻子生活在一起是什麼樣子的嗎？ 不是流口水，不是阿巴阿巴。 是一隻人形的、龐大的、說著人話的動物。 我的媽媽就是。 我想🔪掉她。

結婚第五年，老公帶著他的小女孩穿著我睡衣在我們主臥出軌。 秦朔摟著那姑娘，對我說： “老婆，要不你也找個小男孩試試？年輕人這股勁兒，不是我們這個年紀能比的。” 秦朔一向自大妄為，篤定我清高守禮，不敢各玩各的，所以他一次次這樣建議我。 但他不知，我是個擅長聽勸的人，我早已如他所願和別人在一起了。 哦，那男孩比我們小十歲，是個年下小狼狗。

簽下那份《贍養義務豁免協議》那天，全家都在。 母親把筆遞到我手裡時，指尖都沒抖一下。 「小柔，你哥要結婚了，嫂子不想家裡有個累贅。你籤了，爸媽每月給你打兩千塊，夠活了。」 父親別過臉，悶聲說了句：「輪椅我改小了，放你出租屋不佔地方。」 三年前那場交通事故，我失去了雙腿。 也失去了這個家眼裡的「價值」。 哥哥全程沒說話，只是站在窗邊抽菸，煙霧遮住了他的表情。 我握著筆，想起出事那天——我是替他去籤那份合同，才走的那條路。 醫生說，如果當時送醫再快十分鐘，我的腿也許能保住。 可那十分鐘，他們堵在路上，等我哥從女朋友家趕過來。 「他需要車，」母親當時說，「你哥剛談對象，不能耽誤。」 筆落下去，聲音很輕。 協議生效。 後來，那兩千塊打了兩個月就斷了。 母親打電話說：「你嫂子查賬呢，媽也不好太明顯。」 我沒鬧，也沒去要。 只是默默退了出租屋，搬進了市殘聯提供的公寓。 學做手工皮具，開了網店。 三年後，我的品牌上了時裝週。 記者採訪時問：「你最想感謝誰？」 我笑了笑，說了個名字。 不是母親，不是父親，不是哥哥。 是我自己。 那期節目播出當晚，母親打來電話。 我沒接。 不是心狠。 是他們簽字那天，已經替我做完了所有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