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堡之變是影響明朝歷史的三大戰役之一， 清人抄寫的《明實錄》和清人撰寫的《明史紀事本末》中說明軍在土木堡之變中歿亡五十多萬人，而且其主要原因都是因為王振和明英宗瞎指揮導致的。
在讀這段歷史的時候書君就在想，朱祁鎮如此昏庸，那麼為什麼還要稱呼他為明英宗？
要知道出類拔萃曰英、明識大略曰英，如果朱祁鎮真的是昏庸無能，那麼這個英就不應該用在他身上啊。
直到考古出土一文物，這才揭開了土木堡之變中的貓膩，而且石錘清朝抹黑明朝。
1978年，南西伯利亞出土了一座保存較好的古代建築遺址，考古專家在遺址中發現了一件明制腰牌，現保存于米努辛斯克市博物展覽館。明朝的腰牌怎麼會出現在俄羅斯？
這一點其實並不奇怪，因為在古代這塊地盤是瓦剌的疆土。
而根據專家的研究，這塊腰牌應該就是土木堡之變時流入瓦剌，基于這塊腰牌和明人的史料，我們會發現明人記載的土木堡之變與清人記載的土木堡之變完全是兩碼事。 今天我們就結合雙方的史料一起來看看土木堡之變，看看當時的情況到底如何。
明朝出兵的原因
首先雙方對于記載明朝出兵的理由都是差不多的，那就是瓦剌給明朝送了一批貢馬，但是王振覺得這批馬質量不好，所以給的錢少了，因此有了矛盾。
這個其實不用過多解釋，瓦剌如果不想發動戰爭，那麼你不給錢也不會打起來，瓦剌要想發動戰爭，你給多少都說不夠，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之後瓦剌開始侵擾邊境，而明朝也開始組織部隊反擊。
但是沒想到的是這次反擊竟然是明英宗禦駕親征，對于明英宗北伐的原因大致有兩個。
其一是受制于地緣政治北方的遊牧民族始終是明朝的心腹大患，終明一世邊防甚重。
瓦剌說是獻貢馬，其實就是變相的勒索。
明朝一次次滿足瓦剌，但是瓦剌的胃口越來越大，最終明朝受不了了，決定與瓦剌開戰。
其二就是要給武將集團鍍金，明朝開國功臣以及朱棣靖難功臣的後代在朝廷中有很強的話語權，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的話語權越來越弱。朱祁鎮在上位之後朝政長期由「三楊」和張惶後掌握，說白了朱祁鎮就是一個傀儡。
朱祁鎮擺脫「三楊」之後為了避免文官把持朝政開始重用武將集團，其目的就是避免明朝的皇帝成為文官的傀儡。
在這裡我們要提到一句，明朝的的武將集團是唯一一個和文官集團一樣直接受命于皇帝的機構，別的朝代武將基本由大將軍、兵部尚書管制，但是明朝的武將集團則是跳出六部的存在，文官根本就不可能染指軍隊。
朱祁鎮北伐的時候確實也帶了一些文官，但是沒有什麼用，戰爭打贏了功勞還是將軍的。
這就是為什麼七十五歲的張輔（靖難功臣）也參加了此次戰爭，他的身體已經不適合行軍打仗了，但是皇帝還是帶上了他，其目的就是要給他以及他的親屬鍍金。
雙方的作戰人數
首先清朝記載明朝在土木堡之變中損失了五十萬官軍，這種話的可信度非常低，所以我們要系統的分析一下雙方具體作戰人數。
明朝
正統二年朱勇開始奉詔募兵，《明實錄》記載：
太子太保成國公朱勇等奏，奉命選拔三千大營，五軍，神機等營，精銳官軍十五萬一千。
朱勇募集的士兵外加上原本京師守軍（八萬餘），總共才二十三萬人。
而且正統十四年，英宗派三萬人增援大同，一萬五千人支援宣府，這就快四萬人了。
二十三萬減去四萬，然後還要留守一些老弱病殘的士兵，總計加起來也不過二十萬人。
李賢是土木堡之變的倖存者，他在《天順日錄》中記載： 二十余萬人中傷居半，歿者三之一。
可見當時明朝的作戰部隊在二十萬左右，甚至更少。
《天順日錄》是距離土木堡之變最近的一本書，可信度要遠高于《明史》。
瓦剌
瓦剌派遣了四路大軍，統帥分別為： 也先（攻打大同）、脫脫不花（攻打遼東）、阿剌知院（攻打宣府）、不知名的人物（攻打甘肅）。
《明實錄》中記載大同守將（郭登）抓住兩個內奸（王文、把伯），內奸說也先大軍有九萬人，但是在攻打大同的時候折損了一些人，所以說也先大軍應該在八萬人左右。
《英宗實錄》中記載宣府總兵楊洪彙報說有三萬人想要通過順聖川突襲京師，此處應該是阿剌知院的部隊。
《英宗實錄》中記載遼東總兵官都督曹義彙報有三萬敵軍入境，此處應該是脫脫不花的部隊。
《英宗實錄》中還記載了陝西行都司彙報有兩千多人進犯甘肅，此處應該是不知名將領所率領的部隊。
也先部隊總計在十五萬人（加折損）左右，而明朝軍隊在二十萬左右，雙方之間的人數差異並不大，而且此次明朝長途奔襲補給線定會被拉長，而部隊也會比較分散。
明軍撤退路線
當時有個太監（郭敬）得到了情報，說是瓦剌已經準備好伏擊明軍的打算了，所以勸朱祁鎮撤退。
當時天降大雨，攻打大同的難度變大，朱祁鎮在分析之後決定撤退。
大同離紫荊關比較近，是撤退的最佳路線。
但是朱祁鎮並沒有走這一條路，反而是繞道居庸關。
清版《明實錄》稱王振怕大軍踩壞自己家鄉的莊稼，所以讓大軍繞道。
但是《宣府鎮志》中卻記載王振建議明英宗從紫荊關過，根本沒提莊稼的事。
而且走居庸關就完全是錯的嗎？不見得吧。
首先紫荊關路線的特點就是比較近，而且道路寬闊；居庸關的特點是有點遠，而且道路多山陵，行軍不便。
那麼問題來了，如果你現在騎著腳踏車行駛在公路上，但是後面還有一個騎摩托的人在追趕你，你會怎麼辦？
摩托車的速度要比腳踏車快，你被追上是必然的，而且被追上之後你會非常慘。
在這種情況下，我想大多數人的選擇都是放棄腳踏車往山林裡面跑。
此時明軍面臨的情況就是這樣，如果走大路， 那麼瓦剌騎兵速度快很容易追上你，與其被追上還不如直接往山林跑，到時候大家都放棄騎兵的優勢，公平賽跑。
鍵盤軍事家在看到地圖後第一時間就是走紫荊關，因為這個離得近，但是絲毫不考慮追兵的問題。
很顯然紫荊關是一條非常兇險的道路，被追上之後瓦剌騎兵在平原上能得到最大的發揮，野戰完全不利于明軍。
但是居庸關不一樣了，瓦剌大軍必須放棄馬的優勢，在山陵地區與明軍對戰，這種情況下就有利于明軍，所以走居庸關其實也未必就是一個錯誤的決定。
土木堡之變
大軍出擊北伐、英宗撤退這兩個問題都解決之後還有一個重要問題，那就是為什麼明軍會紮營在土木堡？
為什麼戰爭一打響明軍就開始潰敗？為什麼英宗繞道之後瓦剌能迅速得知英宗繞道了？
為什麼瓦剌能連夜搶佔水源？這些問題原本都是沒有答案的，但是在南西伯利亞中出土的文物之後才開始得到答案。
根據《歷代符牌圖錄》記載，南西伯利亞出土的腰牌屬于明朝的禦馬監。
明朝宦官有二十四監，其中有兩個重要部門，其一是司禮監、其二是禦馬監。
司禮監主要就是皇宮的管家，是屬于文職，王振就是司禮監的人；
禦馬監是統領禁軍的，是屬于武職，而南西伯利亞出土的腰牌正是禦馬監的腰牌。
由于禦馬監十分重要，所以腰牌也十分重要，沒有腰牌的人一律重罪，擅自把腰牌借給別人者借者和借予者同罪。
那麼這麼重要的腰牌是如何流入到瓦剌境內那？只有一種可能，那就是明朝內部出現了內奸。
當明英宗更改撤退路線之後，大軍向宣府開進，而內奸出賣了這一消息，瓦剌帶兵火速追襲。
之後大軍開至土木堡，因為土木堡地勢比較高，所以可以居高臨下阻擊敵人。
但是當晚夜裡瓦刺的部隊搶佔了水源，瓦剌能搶佔水源和內奸脫不了關係。
此時的朱祁鎮就成了「朱馬謖」，土木堡之變完全就是「街亭戰役」的翻版。
只不過瓦剌沒有向張郃一樣強攻，反而是在切斷水源兩日後主動議和，並且撤離了水源地，讓明軍飲水。
之後明軍開始移動至水源地，但是內奸趁明軍撲向河邊時發動叛亂，與瓦剌裡應外合攻打明軍。
《明英宗實錄》：跛兒幹及土木之敗，即助虜反攻，射內使黎定。
《北使錄》記載：也先人馬四圍，大戰，大軍倒戈，自相蹂踐。
這兩條記載明確表示了當時的確有人叛亂，前者更是點名跛兒幹發動了叛亂。
跛兒幹本身就是禦馬監的人，他有禦馬監的腰牌不足為奇，他用腰牌調動部隊發動叛亂，然後去也先面前邀功，之後留在了瓦剌，最後在南西伯利亞出土腰牌，這一些都是順理成章的事。
現在問題就十分清晰了，為什麼瓦剌每次都能洞悉明軍的去向？ 為什麼大軍一觸即潰？在有內奸的幫助下，這一切非常可能。
土木堡之變的影響
對明朝朝廷的影響
土木堡之變是明朝中央軍第一次敗仗，除了軍事指揮能力不行以外，北方邊防鬆弛更是一大原因。
而且武將集團幾乎被一網打盡，軍事能力大損而之後的武將不能填上空缺，導致明軍的戰鬥力越來越弱。
同時武將集團的衰弱帶來的影響就是文官集團的強盛， 但是皇帝又不可能全信文官，所以開始扶持宦官來制衡文官集團，這就是為什麼明末軍隊的指揮官往往不是將軍而是宦官或者文官的原因。
在軍事史上的影響
「知己知彼，百戰百勝」這是軍事史上的金句，而這句話在土木堡之變中體現的淋漓盡致。
因為內奸出賣，導致明軍撤退路線被瓦剌洞悉，導致瓦剌包圍明軍並且連夜切斷明軍的水源。
當然明軍指揮失誤也是有原因的， 「街亭之戰」失敗的原因就是因為馬謖把陣營擺在山上，本意居高臨下卻不想弄巧成拙，而這一失敗的原因在土木堡之變中重演，如果明軍沒有把陣營擺在高處，那麼也許明軍還能堅守陣地，以等待後續的救援。
對歷史學家的影響
土木堡之變在沒有腰牌出土之前，幾乎所有的歷史專家都認可清版《明實錄》的記載，認為宦官誤導了皇帝，導致這一齣悲劇發生。
但是當腰牌佐證了一些記載的時候，《明實錄》的記載越來越不可信。
在研究歷史的時候考古出土是可信度最高，其次就是史書記載，此處的腰牌佐證了明朝的記載，在一定程度上證明瞭清朝在一些事情上確實是抹黑了明朝。
基于史書的記載我們能大致了解歷史，但這並不代表就是對的，在沒有具體的考古文物出土之前妄下結論是對歷史的不負責。
希望在考古專家的努力下會有更多的文物出土，也能讓我們更好的了解真實的明朝。
